眾所周知，飲茶為中國先民的偉大發現，茶文化堪稱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的重要貢獻，根據統計，目前全球飲茶國多達160多個，飲茶人口約30億。飲茶能夠從中國走向世界，與宗教之間的關系頗為密切，目前學界對佛教從中產生的影響多有論述，但對基督宗教與茶的世界傳播之間的密切關系還缺乏深入關注，目前僅就其中的個案問題給以了分析，筆者不惴淺陋擬就此展開系統探討，不當之處尚請方家指正。
傳教士與飲茶資訊的西傳
因為茶的使用歷史極為悠久，其準確開端目前難以準確判定，長期以來，茶文化專家大致上認為茶的利用始于原始社會時期。唐代的陸羽在著名茶書《茶經》中即認為：“茶之為飲，發乎神農”，該說法被廣為沿用，河姆渡文化田螺山遺址出土的茶樹根亦提供了有力證據。自先民利用茶葉始，茶文化即逐漸萌芽并不斷發展，而文化的重要特性之一即擴散與傳播，茶文化亦是如此，它不斷傳入臨近的周邊國家與地區。
就地理位置而言，西方與中國的距離極為遙遠，這不能不對茶文化的傳播造成阻礙。因為資料的缺失，西方人究竟何時獲得飲茶資訊并開始飲茶，目前難以判定，盡管《新約?啟示錄》第22章包含約翰描述神奇樹葉的語句，“在城內的街道當中有一條流淌生命水的河，明亮如練，從神與羔羊的寶座淌出，河這邊與那邊有生命樹，上面結十二樣果子，……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個別論者頗有想象力地認為該“生命樹的樹葉”即茶葉，但孤證不立，而且該材料并未明確指出為茶葉。目前有準確材料能夠證明的是，西方人獲得飲茶信息大致為十六世紀中葉，著名的威尼斯作家臘瑪西交游廣闊，從來訪的西亞商人那里最早得知飲茶資訊，但僅限于傳聞并未親見，西方人最早親身見聞飲茶者可能為來到東方進行貿易的商人以及傳教士，而傳教士留下了較多的文字資料，可以清楚地予以證明。比如1556年，葡萄牙籍多明我會傳教士伽茲博爾?達?克陸茲到達東方，進入中國一度在廣州居住數月時間，最后于1560年返回?？岁懫澋囊娐劚惠嬩洺蓵麨椤吨袊尽罚_出版發行，影響甚大，還被歐洲其它國家翻譯成多種語言?？岁懫澰跁蟹浅Ｇ逦赜浭隽酥袊舜椭溃?
“如有賓客造訪，體面人家習常做法為敬現一種稱之為茶(cha)的熱水，裝在瓷質杯中，置于精致盤上(有多少人便有多少杯)，熱水帶有紅色，藥味很重，他們時常飲用，這是用略帶苦澀味道的草制成的。主人常用來招待尊貴的賓客，不管是否熟識均是如此，他們也數次請我飲用?！?
因為是親身的見聞與體驗，克陸茲的記述雖然文字頗為簡略但內容卻具體而豐富，清楚地指出了茶的顏色和味道、飲茶所用的茶具，明確說明了時人如何以茶待客，在此之前，這次有關飲茶的具體信息為西方所缺乏。此后，飲茶資訊借傳教士這一渠道繼續傳入西歐：1565年，意大利籍傳教士路易斯?艾美達在日本傳教，他寫信回國時提及，“日本人喜愛一種可口的‘藥草’，他們稱之為茶”，并且認為，“假使一個人習慣了的話，它是一種味道頗為可口的飲料”。在赴日傳教之前，艾美達曾經是一名醫師，他在日本傳教適逢茶道最終形成的關鍵期，千利休正潛心鉆研，社會茶風興盛，相信艾美達耳濡目染，對當時日本茶文化有很多感受，只是沒有更多材料保留下來。
繼艾美達之后，西班牙另一位傳教士胡安·門多薩再次介紹了飲茶。門多薩信仰虔誠，19歲即加入了奧古斯丁修會，他曾經接受了出使中國、進行傳教的任務，但遺憾的是最終因為形勢的變化而未能成行，他應教皇喬治十三之命，廣泛搜集前人(很多為傳教士)留下的訪華報告、信札、著述等多種重要資料，最終編撰成為名著《中華大帝國史》，該著作于1585年正式印行。書中對飲茶給以記述：
“中國人盛情款待賓客，旋即擺上飲品(bever)、茶食、蜜餞、果品以及美酒，此外，還有一種在全國各地均被飲用，用草藥制作而成的飲料，有益于身心健康，飲時須加熱?！?
《中華大帝國史》問世后引起巨大轟動，可謂洛陽紙貴，僅至十六世紀末的十多年間已經翻譯為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以及荷蘭文等文字，發行版次達到驚人的四十六版，客觀說來，書中關于飲茶的介紹并不新鮮，材料主要源于克陸茲的著述，但該書的社會影響力為《中國志》所不及，對傳播飲茶資訊亦有重要貢獻。
根據現有記述，最早對茶進行詳盡介紹的傳教士為利瑪竇。受耶穌會的差遣，意大利籍傳教士利瑪竇于1582年來到澳門，然后一步步深入中國內地，開始了漫長的在華傳教歷程，直至1610年病逝于北京。利瑪竇精通漢語，熟稔中國文化，對茶文化的了解也遠勝過其先驅：
“由灌木葉可以制成……叫做茶(Cia)的著名飲料。中國人飲茶為期不會太久，因為古籍中并無書寫該著名飲料的古字，而其書寫符號(指漢字)極為古老。的確如此，同樣的植物抑或能在我們的土地上被發現。在中國，人們在春季到來時采集這種葉子，置于陰涼處陰干，繼而用陰干的葉片調制飲料，可供用餐時飲用或者賓朋造訪時待客。待客之時，只要賓主在談話，主人會不斷獻茶。該著名飲料需小口品啜而非牛飲，需趁熱喝掉，其味道難稱可口，略呈苦澀，但即便時常飲用也被視為有助于健康。
這種葉片可分為不同等級，按其質量差異，可售價一個、兩個甚至三個金錠一磅。在日本，最好的葉子一磅可售十個乃至十二個金錠。日本調制飲料的方法異于中國：日本人將干葉磨為粉末，取兩三湯匙投于滾開的熱水壺中，品飲沖出的飲料。中國人把干葉放于滾開的壺水中，待精華泡出后濾出葉片，只飲剩下的水?！?
利瑪竇在中國生活多年，對中國社會的認識堪稱全面而深刻，該段文字對明人飲茶的敘述頗為詳盡，美中不足的是，利瑪竇認為中國飲茶史不會太久，理由為中國古籍中沒有“茶”字，這可能緣于不了解“茶”的有一歷史演變過程，茶字則始于唐代。盡管如此，利瑪竇仍遠勝于其前輩，他不僅詳述了明代的飲茶風俗，而且還比較了中日茶法的差異，對制茶與茶的商品價值給以了介紹。另外值得關注的是，利瑪竇未曾抵達日本傳教，他卻比較中日茶法的差異，對日本的飲茶方式并不陌生，或許得益于其他耶穌會士的記述，多少說明此時有關日本的飲茶資訊已傳入歐洲。1615年，利瑪竇著述的拉丁文版本在奧格斯堡出版，后又相繼出版了法文版三種，拉丁文版四種，西班牙文、德文和意大利文版各一種，英文摘譯版一種，該著作的廣為傳播促進了西歐對茶文化的進一步了解。
利瑪竇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之后，歐洲傳教士來華人數逐漸增多，留下的著述中也對茶文化給以關注，曾德昭即是如此。1613年，葡萄牙籍傳教士曾德昭輾轉抵達南京，由此開始傳教歷程，盡管他中間曾返回歐洲，最終還是于1658年卒于廣州。曾德昭撰有《大中國志》，其中對茶文化給以記述：
“主人給賓客安排的座位適合其身份地位，……(賓主)落座之后，即刻端來茶這種飲品，按先后次序逐個遞送。在某些省份，頻頻上茶為表示敬意，但在杭州省則不同，如果上第三次茶，則為暗示客人須告辭了?！?
曾德昭對中國茶俗的了解十分深入，不再像前人局限于飲茶方法、味道等內容，而是更進一步，掌握了飲茶的禮儀內涵，客人需按照社會規范入座，主人按先后次序敬茶，清代官場廣為流行的習俗“端茶送客”，似乎在杭州已經初現端倪。曾德昭的《大中國志》出版于1638年，1642年西班牙文摘譯版問世，1643年又有意大利文版出版，1645年后兩種法文譯本問世，1655年出現了英文本。可以想見，曾德昭的《大中國志》廣為流傳，其中對飲茶的記述有助于西方深入了解中國茶文化。
傳教士與中西茶葉貿易
傳教士不僅在飲茶資訊西傳過程中擔當了中介，使與東方距離遙遠的西方了解乃至熟悉了這一中國飲品，而且還直接或間接參與到了中西茶貿易之中，為茶葉這一實物在歐洲的傳播奠定了重要基礎。
傳教士之所以能夠在中西茶貿易中擔當重要角色，主要基于特殊的歷史背景。新航路開辟之后，全世界的聯系日益密切，東西方交通大開，傳教士與歐洲各國的東印度公司乃至私商梯海而來，成為溝通中西的媒介，而且在這一過程中，傳教士與商界密切聯系：對傳教士而言，傳教需遠赴重洋，不僅路途遙遠而且花費不菲，需要借助商船提供方便才能成行;對各國的東印度公司以及私商而言，傳教士擁有豐富的科學文化知識，對中國較為了解，有些甚至精通漢語，這對發展商業具有重要價值。在這一大背景下，傳教士與商界自然而然建立起了聯系，能夠在茶葉貿易中發揮重要作用。
比如著名傳教士羅伯特·馬禮遜，他為英國倫敦會傳教士，1807年來華時歷經波折，先從倫敦出發橫跨大洋到達美國紐約，在那里努力尋求幫助，得以乘坐美國同孚洋行的商船，最終“馬禮遜乘坐‘三叉戟號’遠航前往中國，于1807年9月抵達”。在中國拓展傳教事業絕非易事，馬禮遜雖竭盡全力但仍然難有進展，自1809年起，他因為經濟拮據不堪而難以為繼，不得不在英國東印度公司任職：
“在馬禮遜先生與瑪麗小姐結婚的美好日子，東印度公司的大班在婚禮上宣布了任命書，馬禮遜的年薪為500鎊。這可視為較為充足的證據：馬禮遜此時已經較好地掌握了中文。與此同時，由于他具備謹慎堅韌的良好品性，東印度公司才將其安排在這一獨特而辛勞的職位之上?！?
此后，作為英國倫敦會傳教士的馬禮遜不再專職傳教，而是長期擔任了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中文翻譯，其任職時間長達二十五年之久。由于十八世紀后期至十九世紀前期為茶貿易的迅猛增長期，對英國東印度公司而言堪稱發展茶葉貿易的關鍵期，根據統計，正是1760至1833年間，茶葉這一原本并不重要的商品，逐漸在公司所購貨物中占據絕對優勢，甚至在1825至1833年間，茶葉貿易的價值占公司所有商品價值的比例高達94%?？梢韵胂?，馬禮遜擁有的關于中國的豐富知識，其“熟練地掌握了中文”，對促進英國東印度公司茶葉貿易的迅速發展大有裨益。
再如著名的美國公理會傳教士盧公明，他是于1850年抵達福州，開始了在華傳教的生涯，1864年曾返美修養，1866年即返回香港傳教，1873年因健康原因不得不返回美國定居，最終病逝于1880年。作為傳教士，盧公明的在華傳教事業并不順利，甚至可以說舉步維艱，其本人的生活極為窘迫，經常處于身無分文的悲慘境地，“沒有錢來幫助友人，無力做些善事，無法購置一些書籍、衣物及來自美國的食品，我不想再在這里生活。……(希望自己)不用總是因為工資微薄、支出窘迫而感到無奈”。更加不幸的是，盧公明與家人屢遭疾病打擊，其兩任妻子與年幼的女兒均不治而亡，他自己也飽受疾病折磨，喉嚨疼痛得甚至一度失聲，他的傳教事業實在難以為繼。經過反復考量，盧公明于1868年投身瓊記洋行，參與到了當時迅猛發展的中西茶貿易。盧公明并沒有記述自己如何投身茶葉貿易，但在其語言學書籍《英華萃林韻府》的附錄中，他詳細記述了茶行的工作，所列舉的茶行中的分工多達數十種，顯示出作者對茶葉貿易的熟稔，或許棄教從商并非出于本心，他對自己在商行的具體工作諱莫如深，但從其著作中可以看出，盧公明熟于茶葉貿易，堪稱行家里手。盧公明在瓊記洋行工作期間，這一時期該行茶貿易迅速發展，盧公明從中發揮了自己的作用。
傳教士不僅直接投身茶葉貿易，而且其他工作有時亦與中西茶葉貿易有所關聯。比如馬禮遜，他除了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工作之外，也曾經擔當其他任務，阿美士德使團1816年來華訪問時，馬禮遜作為翻譯發揮了自己的作用，該使團訪華的根本目的為擴大貿易，對茶葉貿易頗為看重，1816年1月17日，秘密商務委員會致函阿美士德勛爵時，明確提出以茶葉貿易為例說服乾隆皇帝：“現在，每年東印度公司前往廣州的船只……在該地運走大約三千萬磅重的茶葉。該貿易對中國人而言亦非常重要，……可以想見，能夠很好地維持該貿易時，中國政府不會魯莽丟棄?！麄兡軌蛳氲剑盐覀兯彶枞~的大部分由其它國家運走，以此削弱我們的地位，可以向他們說明，……英國消費茶葉超過了歐洲其它所有國家，美國的茶葉消費量更小，最終只能是中國受到損失?！?
再如德國路德會牧師郭士立，他于1831年來到澳門，不僅曾經投身英國東印度公司，擔任中文翻譯，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茶葉貿易有所貢獻，而且還多次潛入中國沿海，進行航道勘測等非法秘密活動。郭士立曾隨同“阿美士德號”覬覦中國，還成功地抵達了茶貿易重地福州港，在1832年4月22日的日記中記述到：
“……我們昨日才觸摸到陸地，今日已經抵達福州港，黑暗籠罩著大地，難以辨清福州港所處的地形，領港很出色，把我們安全地引導了進來?，F在，我們即將到達為歐洲人提供茶葉的重要產地了。茶山四處蔓延開來，這里稻米產量不足，無法滿足本地消費，但是其出口的木頭、茶葉與竹子數量可觀，足以抵消進口稻米與棉花所需，而且尚有盈余?！?
臨近西方人夢寐以求的茶產區，郭士立急于進行詳細刺探，但是當地官員對此已經有所戒備，他雖然已經極為接近武夷山區，但卻無法潛入，后來被迫返航。郭士立對潛入茶產區念念不忘，伺機再次付諸行動，1834年11月，他又伙同英國鴉片販子戈登伺機潛入武夷茶區，這次兩人獲得成功，經過考察，他們不僅基本掌握了有關茶樹栽培、病蟲災害的知識，還了解了制茶方法、茶葉銷售等內容，戈登還很有心機地采集了武夷山優質茶樹標本，帶走了一定數量的茶種。第二年，并不滿足于已有成果的郭士立試圖再次秘密潛入，進行進一步了解，但頗為警覺的清軍進行了攔截，使其無功而返。郭士立在茶區的探險活動，使西方人初步熟悉了武夷山茶區以及茶學的基本知識，對后來福州成為重要的通商口岸具有重要影響，而福州后來辟為通商口岸很大程度上基于茶貿易，便利了中西茶貿易的進行。
之所以傳教士能夠在商行任職，主要緣于他們精通漢語、熟悉中國的風土人情，當時人才頗為稀缺，商行迫切需要這種極有價值的服務，對傳教士而言，借助商行的職位可以滿足生活所需，曲線實現傳教目的，由于茶葉貿易為商業公司的主要業務，傳教士所提供的服務對茶葉貿易的發展頗有助益，與此同時，傳教士還刺探中國情報，搜集茶學知識，在中外交往中擔任翻譯，這均直接或間接促進了茶葉貿易的發展。
宗教領袖與飲茶在英國的傳播
隨著傳教士不斷將飲茶資訊傳回西方，茶葉貿易的不斷發展，飲茶在西歐逐漸流行，在英國尤其如此。新航路開辟后，葡萄牙人率先闖入東南亞，開展利潤豐厚的香料貿易，“通過直接購買并運回大量的胡椒與丁香等香料，葡人變得如此富有，以致與遠比其大和其人口多的王國相比，葡萄牙的財富亦毫不遜色”，由于葡萄牙人主要關注香料貿易，并未真正注意到茶的潛在價值。荷蘭人隨后來到東方進行商業探險，“荷蘭人運來干鼠尾草，以之交換中國的茶葉，中國人用一磅或四磅茶葉換購一磅鼠尾草，他們將其稱為‘奇妙的歐洲草’，……，由于歐洲人無法大量銷售鼠尾草——就像他們購買茶葉那樣，只能以每磅八便士或十便士的價格購茶”。荷蘭不意間開啟了中西茶貿易，促進了飲茶在歐洲的擴散，飲茶之風在英國影響甚大，后來形成富有特色的英國茶文化。
英國發生光榮革命之后，瑪麗二世與威廉三世共同擔任國王，瑪麗二世作為詹姆斯二世的長女，她在1667年與荷蘭的威廉成婚，由于當時特殊的政治形勢，兩人共同繼承了英國王位：瑪麗二世既是英國國王又是荷蘭王后，威廉三世既是英國國王又是荷蘭執政?，旣惗犁姁埏嫴瑁€極為風雅，經常在宮廷之中舉辦中國式茶會：舉辦活動之時，瑪麗二世特意命令將宮殿布置為中國風格，布置上中國風情的屏風，使用中國進口的茶具甚至名貴的銀器，還擺上頗為先進的移動式茶幾，步入房間，眾人沐浴在想象中的中國氛圍之中，瑪麗二世與一些貴族婦女共同享受飲茶的樂趣。
宮廷牧師J.O.奧文頓對茶也懷有極大興趣，他還于1699年撰寫了小冊子《論茶性與茶品》，根據自己獲得的資訊對茶給以全面介紹，全書共計五個部分：茶樹生長區的土壤類型與氣候概況;茶葉的不同種類;選擇茶葉的基本原則;保存茶葉的基本方法;茶葉的重要特性。今天讀來，可能覺得書中關于飲茶功用的敘述略帶夸張，奧文頓認為飲茶幾乎能治愈世界上所有的病癥，包括尿砂和眩暈，并且能減肥消脂，消解導致胃部不適的酸水，可以幫助消化、預防痛風、增強食欲，可能更為重要的是飲茶還能提神益思。J.O.奧文頓盡其所能，較為全面地向英國人介紹了飲茶知識，大力鼓吹飲茶的多種益處，對推動飲茶風氣在英國社會的傳播頗有助益。
J.O.奧文頓對飲茶極盡贊美，但宗教界亦有人士對飲茶大加貶斥，典型代表即約翰·韋斯利。約翰·韋斯利為英國著名宗教家，他在十八世紀領導了宗教復興運動，影響極為深遠，對于飲茶，約翰·韋斯利頗為反感，認為飲茶危害甚大——不僅對個人身體有害，而且危害社會。韋斯利在1748年給友人的信件中詳細敘述了自身遭遇：“我無法想象，究竟何種原因導致雙手持續顫抖，直到意識到：病癥總會在茶早餐后加劇，而停止飲茶大概兩三天此現象會消失。調查顯示：飲茶對于所知的其他一些人，也會產生同樣的不良影響，由此可知，這是飲茶導致的結果之一?！奔s翰·韋斯利進一步論及，他經過仔細觀察發現，倫敦有很多人士身上呈現出類似的病癥，并且認定這也是飲茶造成惡果，對于某些人士而言，飲茶的確有一定的正面功效，但此類功效飲用英倫本土飲品同樣可以獲得，無需專門飲用來自中國的茶葉，所以韋斯利努力勸誡人們，呼吁眾人停止飲茶。而且在講述完上述病癥后，約翰·韋斯利還更進一步，又詳細論證了飲茶導致的負面的經濟社會影響，認為飲茶不僅危害健康，而且花費不菲，堪稱一種浪費，戒茶后可以省下財物，用于幫助窮人。
表面看來，韋斯利基于飲茶危害健康這一緣由而反對飲茶，而且從其個人行為來看，他自身曾經一度戒茶，不過他并未長期堅持，而是后來又恢復了飲茶習慣，尤其到了晚年的時候，可能因為年老體衰，在星期天早晨韋斯利時常與牧師們一同飲茶，然后主持宗教禮拜活動。由現有材料觀之，韋斯利似乎并沒有因為再次飲茶而發作手顫癥，他曾經痛陳飲茶有害于健康的說法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韋斯利之所以反對飲茶，或許他在后面所論述的社會經濟因素似乎才是主因。英國十八世紀處于社會劇烈變動期，經濟日益發展進步，工業革命快速啟動，但與之相伴的是各種社會問題日益凸顯，社會道德嚴重滑坡。在牛津大學讀書時，約翰·韋斯利關心社會問題，痛心于國教日益腐敗、道德衰落不振的社會現實，強烈的使命感喚起了其強烈的宗教熱情，他和弟弟查理·韋斯利等青年才俊組成了“牛津圣社”，意欲拯救衰落不堪的英國社會，著名的韋斯利宗宗教復興運動由此興起。約翰·韋斯利為非常嚴肅的社會道德家，他提倡嚴格的清教道德，主張勤勉工作與節儉的生活，因為茶在該時期其進口量較為有限，所以價格較高，如果再配上成套的價格不菲的茶具，多少有些奢侈享受的嫌疑，所以在韋斯利這位嚴肅的宗教家看來，飲茶屬于可恥可惡的奢侈浪費行為，飲茶有悖于嚴肅、有道德的基督徒生活方式，所以他才積極宣傳自己的反茶主張。韋斯利后來之所以恢復飲茶，亦與茶葉價格有關，因為隨著茶葉貿易的迅猛發展，茶葉價格在十八世紀不斷下降，它逐漸由奢侈品日益轉變為日用消費品，融入了英國的社會生活，韋斯利也就無須固執己見，可以心安理得地與眾人一起飲茶了。韋斯利掀起的反茶運動成為一朵小波瀾，并未真正影響到飲茶在英國的傳播。
結語
新航路開辟開啟了全球交流的新時代，傳教士基于宗教熱情而投入海外傳教事業，成為推動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他們在中國不僅傳播了西方的福音與科學文化，同時將中國文化引入西方，茶文化經克陸茲、門多薩、利瑪竇與曾德昭等人逐漸被呈現到歐洲人眼前，飲茶資訊在西方社會逐漸傳播開來，為其成為中西貿易中的重要商品奠定了基礎。馬禮遜、盧公明與郭士立等，由于擁有語言優勢與知識文化的積累，得以通過直接或間接方式參與茶葉貿易，側身有利于擴大中西茶貿易的相關政治活動，為推動茶貿易發揮了獨特作用。隨著飲茶資訊的傳播以及中西茶貿易的發展，飲茶在歐洲各國尤其是英國流行起來，宮廷牧師奧文頓積極宣傳飲茶的益處，宗教領袖韋斯利則因視其為奢侈品而反對飲茶，這些宗教人士影響到了飲茶在西方的傳播。
概而言之，基督宗教既擔當了茶文化西傳的中介，促進了中西茶貿易的發展，又對飲茶發表或者支持或者反對的意見，影響到了飲茶的傳播與普及，可以說，基督宗教與茶文化在西方傳播的密切關聯，值得學界予以關注。
(本文撰寫得到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文化走出去協同創新中心年度項目《茶文化在英國的傳播與本土化研究》(XTCX150617)資助，特此致謝!)
【作者簡介】劉章才，歷史學博士，山東師范大學國際教育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曾任韓國蔚山大學客座教授、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訪問學者，目前主要從事茶文化世界傳播史研究，主持有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英國茶文化研究：1650—1900》等科研項目多項，在《光明日報》(理論版)、Asian Study(韓國)等海內外期刊發表論文近三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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